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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叛党的真正原因?张国焘为什么斗不过毛?

独木帆 2016-10-20 22:14:46 阅读:

张国焘叛党的真正原因?张国焘为什么斗不过毛?

延安时期,张国焘(左)与毛泽东在一起

【提要】在78年前的今天,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检讨错误。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错误。检讨中说,我的错误表现在:第一,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第三,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第四,对中央所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组织上的对立。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

许世友曾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任何一本中共党史,都跳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和错误都无比鲜明,有文章用A面和B面来解读他的一生,但很久以来他在中共党史上最显著的标签是:叛徒。

随着近些年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专家指出,虽然张国焘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甚至中途叛变,但不应当遮盖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建党伟业》中扮演张国焘的青年演员李晨说:“张国焘这个人在建党初期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单纯的热血青年,他在党史前期很重要,后期很特殊,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历史……”

出身官绅世家

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是为官的,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张国焘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张氏父子常常会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旧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北大求学时期,张国焘常常把自己阅读的《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寄给父亲,并坚决回绝了家里安排的亲事。张国焘的口才很好,在北大,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四处进行革命宣讲。对于他的口才,后来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回忆道:“张主席的战前动员是最好的,每个指战员听了都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1919年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首次相遇,当时张是学生领袖,而毛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这次相识,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五四运动”成就张国焘

真正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人数众多,仅北大就有800多人。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

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6月7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张国焘的能力和才华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为人心胸狭窄,虚荣心强,好强争胜,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反对。

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对此职务,张国焘十分不满。而此时,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决定,派不愿在全国学联就职的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北京学联正群龙无首,张国焘旋即被推为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积极。他不仅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还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学生意见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但是一次次请愿的失败让张国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开始反对学生请愿,并申诉自己的理由说:“学生无后盾!”他转入北大哲学系,决定一心完成学业,以期将来功成名就。但是张国焘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了短暂的流亡岁月。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

张国焘在上海时期,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回到北京后,已经耽误一个学期课的张国焘得到了学校和教授的优待,总是能得到一个善意的及格分数。张国焘便常常泡在北大图书馆,他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历经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

开办学校是需要经费的,张国焘不愿再向李大钊开口,于是将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支部的同志都尽力捐款,此后这项制度逐渐沿袭下来,最终成为中共党费的来源。

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人乘火车来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和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这一时期,张国焘常常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在张国焘的回忆里,中共一大时“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多年后,周恩来对要脱党出走的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张国焘能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与李大钊对他的看重有很大关系。但是1924年张国焘被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所写的供词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钊,这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

建设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不是“假传圣旨”。

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六大之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过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1935年,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他在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北上后,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这期间,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成为其分裂红军的原罪证据。关于这份密电中的内容,张本人至死不承认,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是说法不一,后来关键人物叶剑英也只说电文“语气很强硬”。

而关于张国焘后来放弃另立“中央”的原因,有学者研究认为,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康北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共产国际的干预与调解、中共中央的正确策略等。

借祭扫黄帝陵叛党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道:“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面对这些羞辱,张国焘痛苦不堪,心灰意懒。

这时候,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与张国焘谈话中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张在自己的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1949年前,张国焘携全家前往台湾,但未能继续在军统任职,后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张国焘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关于他的死,大陆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这位中共创始人因无人照顾,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其夫人辗转求助于蒋经国,才凑足了丧葬费用。但也有人指出,在加拿大这种福利健全的国家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家养老院将面临巨额赔偿和法律问责,所以此事不实。无论怎样,1979年12月,82岁的张国焘离开人世,死前叮嘱儿子,他的墓要朝向东南。

张国焘叛党的真正原因?张国焘为什么斗不过毛?

张国焘为什么斗不过毛? 

许世友原先最服张国焘

许世友虽然出身行伍,但为人胆大心细、富于机变。他早年一直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后,曾中生、许继慎等人对张国焘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曾经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这个会议后来被张国焘定义为“反党”,而许世友这个讲话却大受张国焘的欢迎,以后,张国焘对许世友大加提拔,成为四方面军的主将之一,名次在王树声之前。

许世友后来和老人回忆的时候说:“那时候,我是无门无派,我就是觉得当兵打仗,不听上面的要吃亏,曾中生他们太书生意气了。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老张(许世友一生都称呼张国焘为老张)手很黑,一般人斗不过他。”

说许世友不服毛是文人瞎扯淡

许世友在延安批斗张国焘的大会上一直想不通,据说是毛泽东出面挽救他的,还有的史料上说许世友不服毛,准备带兵离队等等。老人跟我说:“那都是文人瞎扯淡!”接着,他就把许世友和他说起的这件事讲了一下。

许世友自己说:“我敢带兵出逃?我们党是什么样的党?军队就归你个人所有?”他的这三个问句确实让那些编故事的人无法回应。

真实的情况是:许世友的确想不通为什么下死力气整张国焘,他认为老张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怎么四方面军还会有80000多人?后来,他在会场上说了自己的这个看法,立刻遭到痛打,林彪、萧华还说要枪毙他,谢富治是老战友了,居然听了林彪的话,还把枪拔出来,许世友气得大骂:“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其实就是这句话后来被以讹传讹地演绎成为许带兵出逃或者本人出逃。

毛泽东知道后,亲自去看许世友,和他谈了3个小时。这个过程,许世友始终没有正面说过,他就是说:“主席真有水平,比老张强,我觉得跟着他干,能行,弯子就转过来了。”

毛泽东从许世友那里出来,说:“以后,谁也不许再难为世友同志,认识错误都要一个过程。”再以后,批判张国焘的时候,许世友也进入了积极揭发的行列中去了。这是毛泽东和许世友相知的开始。

毛泽东说你许世友的屁股始终是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

1964年,毛泽东问过许世友:如果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许世友回答: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干他个驴X的!不论他是谁!毛泽东大为满意,说许世友党性强,还和他一起回忆了当年延安的事情。

“文革”之前,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回答:“我就带兵进京勤王。”公开以后,把“勤王”两个字去掉了。毛泽东很高兴,说你许世友的屁股始终是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

“文革”起来后,许世友对林彪一直感冒,林彪对毛泽东说过想动一动他的意思,毛泽东没说话,让江青传话给林彪:主席说了,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厚重少文,就是周勃一类的。林彪就没有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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